有数据显示，在全球范围内，每1分钟就有超过100万个塑料瓶和950多万个塑料袋被使用。而这些塑料包装物大多是“短命鬼”，用它们包装的商品一旦被消费掉，便难逃被丢弃的下场，这也是造成塑料垃圾激增的主要原因。

塑料垃圾困局的背后，固然有快消文化在作祟，以及消费者自身环保意识缺乏的原因，但塑料制品的产生或消耗大户也难辞其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实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在减塑这件事上，这些“大户”尽责了吗?

智能回收机：恢复“饮料押金”？

去年，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会场里，出现了一款由可口可乐公司研发的概念设备，兼具饮料售卖和包装回收功能。这台名叫“左右未来”的设备有两只“眼睛”——“左眼”可取出购买的饮料，“右眼”可投放空瓶。

可口可乐中国相关人士透露，这种设备最快有望今年下半年在上海推出。届时，消费者投放空瓶后可获得积分、信用等奖励，用来兑换饮料、再生资源制作的环保产品。

据介绍，这种设备能缩短废旧饮料瓶罐的回收链条，让它们更快进入末端处置环节。这戳中了可回收物回收速度相对较慢的“痛点”，由于可回收物产量有限、收运单位出于运输成本的考量，不少社区的可回收物清运间隔较长。而且可回收物桶里收集的可回收物种类繁多，还要按小类作进一步的细分，才能分门别类、有的放矢地变废为宝。这些环节拖慢了可回收物“重生”的进度。

“如果这类设备能够成功推广，还会引发一波回忆。”一位居住在老城厢的居民告诉记者，二三十年前，上海买啤酒、黄酒等饮料时，有押金制度，把喝完的空瓶拿回店里，可收回押金。之后，饮料生产企业会到门店收空瓶，清洗消毒后重新灌装饮料。如果将来有饮料生产企业推出“销售+回收”一体式的智能设备，那将是押金制度的“现代版”，只不过现在的“押金”变成了更时髦的积分、信用等形式，这将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到垃圾分类中来。

在德国，大多数塑料瓶和易拉罐饮料都有“押金”，这是德国政府出台的强制回收这种垃圾的一个方法。按照瓶子材质的不同，从几欧分到几十欧分不等。一般超市都可以回收，有专门的回收机器。如果觉得比较麻烦，放到地铁或者垃圾桶边，会有专门以此为生的流浪者收集。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怀疑，饮料生产厂商参与塑料瓶回收的热情能维持多久。业内人士预计，借助品牌影响力，这种设备很受欢迎，但单台设备容纳废旧塑料瓶的空间有限，很快就满了，收运单位将不得不频繁前去清空，这样的清运效率低下，成本巨大，恐怕难以为继。相比之下，社区的可回收物虽然清运间隔较长，但收运单位单次收运的效率高，收运成本相对可控，更能持久。

此外，上述设备可回收的垃圾种类相对有限，主要是塑料瓶和金属罐，这样的好处是减少了后期按小类分拣的麻烦，但缺点是应用范围不广，尤其是难进社区——不少社区场地条件有限，如果只放得下一台专收塑料瓶和金属罐的设备，那么其他可回收物便“无家可归”，社区更需要的是什么可回收物都能“吃”的“蓝桶”(可回收物桶)。

用纸代替塑料：喜忧参半

用智能设备缩短塑料饮料瓶的回收链条，的确能加速塑料垃圾的循环利用，但并不能大幅减少塑料垃圾的产生。为此，不少塑料制品的产生或消耗大户把目光投向了材料替代领域，目前最流行的做法是用纸来代替塑料。

去年6月，上海外卖订餐业试点采用淋膜纸餐盒来替代塑料餐盒，饿了么等平台采购了100万个淋膜纸餐盒，赠送给首批试点的商户，鼓励他们接受“用纸代替塑料”的做法。

星巴克在去年宣布，其全球店面将在2020年前全面淘汰一次性塑料吸管，取而代之的是用纸质、可堆肥塑料等为原料，或使用可回收材料制造的吸管，又或者使用不需要吸管的吸口杯盖。据估算，这样做将每年少用10亿根塑料吸管。

麦当劳从2007年开始，将塑料外卖袋改为纸质外卖袋，截至2017年，已经少用了超过20亿只塑料袋。

然而记者跟踪调查发现，“用纸代替塑料”的尝试虽然值得鼓励，但在实际推广过程中，还有几方面的缺陷。

首先是成本高。以纸质餐盒为例，据测算，相似规格的一次性淋膜纸餐盒，批发单价比塑料餐盒贵了0.1元至0.3元。假设一家外卖平台在线商户一天使用200个餐具，一年在“用纸代替塑料”上的花费就多出7000元，甚至超出2万元。许多“精打细算”的商户没有动力用淋膜纸餐盒。

其次是实用性差。无论是纸盒还是纸吸管，许多消费者觉得没有塑料的好用。比如纸盒，“款式”单一，且在防止油腻析出、汤汁溢出和外界冲击上的效果，也不及塑料盒。

第三是没有强制规定。上海多个部门联手推出的外卖餐具团体标准并非强制标准，餐饮单位如果没有承诺采用该标准，那么该标准就没有约束力，不必“用纸代替塑料”。而纸质吸管也是一样的道理，除了星巴克等企业自己承诺要用，其他餐饮单位应者寥寥。

最后是环保效应尚不明显。有环保专家指出，“用纸代替塑料”，塑料垃圾是减少了，但大量被食品污染过的纸盒、纸吸管等垃圾却增加了，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当成干垃圾进行焚烧，从末端处置的角度而言，环保效应似乎还不如一些可循环利用的塑料餐具。一些被污染的塑料餐具还有可能清洗并循环利用，可纸盒却很难做到。

信息披露：让“大户”不袖手旁观

虽然成效有待验证，但一些已经在减塑上付诸行动的企业，应当给予肯定。但同时，大多数塑料制品的产生或消耗大户依旧袖手旁观。

“这些企业过去多年的爆发式发展，离不开对塑料制品的依赖，是建立在给城市运行和环境生态增加压力的基础上，其所引发的负面成本却由公众替他们承担，是时候探讨如何让他们补上社会责任这门课了。”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戴星翼表示，塑料制品的产生或消耗大户，应当对塑料制品的全生命周期负责，这个周期包括塑料制品的回收利用，也就是要贯彻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参照最早发起这项制度的德国，该国的电视机生产厂家，在建立一条生产线的同时，还要建立另一条生产线，负责回收物的拆解再利用，又称“静脉生产线”。回收的产品，拆解后根据情况不同，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然而在我国，塑料制品的产生或消耗大户，到底做到什么程度，才算“尽责”，尚无清晰界定。同济大学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化研究所所长何品晶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对塑料制品的产生或消耗大户实行信息披露制度，让他们定期公开一段时间内产生、消耗的塑料制品数量，以及这些塑料制品的供应商、原材料以及品质、安全、对环境影响等方面的评估报告，让全社会都知道他们在资源消耗、垃圾增量、环境污染等方面的“贡献”，通过社会舆论倒逼企业主动采取措施，在源头减量、健康消费习惯引导等方面拿出实际动作。

具体怎么做？以外卖平台为例，可以和政府部门合作设立专门的外卖餐具回收平台，并承担一定的运维成本；又比如，设立价格协调机制，对使用非一次性餐具的商户和消费者给予鼓励等。

今年5月8日，澳航宣布当天从悉尼到阿德莱德的航班上产生的所有垃圾都会被回收再利用。该航班采用可降解材料制成的替代品，包括以甘蔗为原料制成的食品容器和以植物淀粉为原料制成的一次性餐具，所有垃圾最后都将由专业公司回收处理。

其实，在我国《环保法》中，已有类似的信息披露要求，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如实向社会公开其主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排放情况，以及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接受社会监督。专家表示，在某种程度上，外卖平台等塑料制品的产生或消耗大户也可视作“重点排污单位”，信息披露是他们应尽的责任。

美国曾立法强制要求使用化学品的相关企业进行信息披露，细化到其生产加工过程中具体使用的有害有毒化学物质的种类和用量。此举产生了强大的约束作用，许多企业因为担心“配方”公布后失去消费者，只得采用更安全、环保的原料和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