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人们走在日本东京银座商圈的街道上。（新华社/法新/图）

家住东京的松本享最近不太愿意去超市，他和妻子采购时发现，胡萝卜、黄瓜和面包的价格提高了近10%。

“无论是不是进口商品，几乎所有商品都开始涨价了。”松本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从未像现在这样关注物价。

截至4月底，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号称“日本物价标准”的东京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1.9%，涨幅达到近七年来最高水平。其中，能源、电费价格涨幅最为明显。

“每家每年多花6万日元”

在松本享观察中，汽车油价已经从年初的每升120日元涨至167日元，而4月份电费直接上涨了近26%。

部分蔬菜价格涨幅直接翻了一番。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韭菜涨幅超100%，洋葱、白萝卜分别上涨了90%和75%。

日元大幅贬值扩大了进口商品对日本物价的影响。4月28日，日元兑美元汇率跌破130日元兑换1美元，降至20年来最低值。同一天，日本商工会议所一项报告显示，超过五成小型公司认为日元走弱将对公司带来负面影响。

原材料上涨和日元贬值增加了本土企业的经营成本，“多年不涨”的国民品牌被迫陆续提价。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4月底，朝日啤酒旗下各款啤酒最低提价6%；便利店罗森网红炸鸡也出现了36年来的首次涨价。自2021年9月起，吉野家、松屋和食其家三家日本连锁品牌分别将一碗煎饺饭的定价上调了40日元至90日元。

随着全球能源价格走高，更多企业面临破产倒闭的经营压力。据日本私营征信机构统计，本年度已有31家电力公司决定退出市场，14家电力企业因不堪“高电价”而宣告破产。

48岁的松本享虽是年收入超过600万日元的中产阶级，但他也是一家四口的唯一经济来源。他就职于一家日本顶尖外贸公司丸红株会社，负责海外能源公司收购兼并。

“我的工资已经15年没有涨了。”松本享笑笑说，他算了一笔账：家庭年生活费约130万日元，他每年还要承担19万日元的子女学费、6万日元的保险费和各类税收。“现阶段，物价上涨尚未影响我家的正常生活，如果再涨，我只能戒掉咖啡、少吃零食了。”

据日本瑞穗研究与科技公司高级经济学家酒井才介测算，当日元汇率贬值至1美元兑130日元出现时，两人以上的日本家庭年均开支将增加6万日元，其中60%用于支付汽油费、40%用于采购食品。

本轮物价上涨和日元贬值正在改变日本家庭的生活方式。自新冠疫情以来，松本享一家早已不自觉地“勒紧裤腰带”。他本人取消了一项保险投资，开始改骑自行车上班；妻子放弃购买有机蔬菜，改为传统蔬菜；一家人也取消了新冠疫情开放旅游后的五一假日出行计划……

一轮“恶性日元贬值”？

“日元和美元的利差扩大是推动本轮日元贬值、物价上涨的导火索。”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教授张玉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进入2022年，以美联储为代表的主要央行采取货币紧缩政策，以控制全球性通货膨胀和俄乌冲突导致的物价上涨。而日本央行依旧坚持“超宽松货币政策”，以此达到通货膨胀率为2%的目标，复苏国内经济。

美联储多次加息后，美元利率突破了3%，而日元仍控制在0.25%。张玉来分析，“随着日美利率扩大，国际资本纷纷流向高利率的美元，而抛售利率较低的日元，导致日元急速贬值。”

“鉴于当前的日本经济环境，日元急速贬值对经济具有负面影响。”日本财务大臣铃木俊一公开表示，本轮日元贬值是“恶性日元贬值”。

所谓“恶性日元贬值”是指物价上涨、日元贬值不是源于国内消费者的良性需求，而是来自外部进口原材料上涨导致的恶性循环。

以进口荞麦为例，据日本荞麦协会统计，近六成以上的日本荞麦依赖进口，而俄罗斯是2021年日本荞麦的第一大进口国。同样，日本产经省统计，日本九成以上小麦依赖进口，俄乌冲突导致日本小麦进口价格上涨超17%。

“过去半年内，俄罗斯的荞麦价格涨了30%，同时进口供应链和日元汇率也出了问题，如今我不得不将荞麦套餐涨价250元。”日本荞麦面店老板石原日玉说。

日本共同社不无担忧地说，随着日元大幅贬值持续，还会引起日本经常项目逆差长期持续等隐忧。日本央行很可能很快失去对“通货膨胀”目标的控制。

近年来日本进出口贸易结构转变，日本经济界“日元贬值会拉动出口增长”的流行理论已经失效。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中，日本出口为国内创造的附加值大不如前，已从1995年的94%降低至2018年的83%。

另据日本财务省2022年4月报告，3月日本贸易收支为逆差4123亿日元，连续8个月逆差。受原油价格走高的影响，进口额反而增加8.8733万亿日元。

张玉来认为，本轮日元贬值将对本土企业带来更大冲击。“一方面，近25%的日本制造业转移至海外，按其他外币计价的大型企业不再受汇率影响。而留在国内的日企所创造的出口额也十分有限。”

据日本瑞穗研究技术公司估算，若以2021年进出口额为基准，如果日元贬值10%，汽车等运输机械可获利5000亿日元，矿业则会损失1兆日元。

“问题出在你们自己身上”

为了扭转日元贬值和物价上涨，日本寄希望于寻求美方协同干预汇率市场。

4月22日，在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华盛顿会议中，日本财务大臣铃木俊一向美国财长耶伦表达对“日元大幅贬值”的担忧。

“很难看出美国财长对本轮日元贬值有何关切。”日本经济新闻社经济部长高桥哲史事后评论称。

美国财长耶伦并未作出实际举动。这让日本媒体纷纷联想起上世纪的“名场面”。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国尼克松政府宣告美元与黄金脱钩，日元进入持续升值战。时任美国财长约翰·康纳利曾留下一句名句，“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日本）的问题。”

《日本经济新闻》认为，耶伦或许想效仿前辈告诉日本，“这是你们的问题”。5月5日，该媒体发表题为《日本要做好无法继续依靠美国的心理准备》的文章。

面对物价上涨和货币贬值，日本政府敲定了紧急应对政策。4月26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给予总额6.2万亿日元的财政补贴，包括向低收入育儿家庭发放5万日元，延长向炼油商发放补贴的时限等。

外界认为，紧急财政补贴政策“治标不治本”，真正“治本”还需考虑是否调整日本政府实施九年的“量化宽松政策”。

2012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大胆抛出“安倍经济学”三支箭，即宽松货币政策、紧缩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唤起民间资本。次年，黑田东彦就任日本央行行长，推出量化和质化相结合的宽松货币政策，大肆购买国债，为市场投入大量流动性资本。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张季风认为，“安倍经济学”在财政上不断扩大投资、货币上大“放水”，最严重的代价是让日本经济背上了高额债务。

据2021年底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日本债务规模为12.7万亿美元，债务占GDP比重达到256.9％，负债率接近美国的近2倍。

现阶段，日本两大金融主管部门央行和财务省在货币政策上存在分歧。央行行长黑田东彦主张维持现状，坚持“量化宽松政策”，而财务大臣铃木俊一建议政府积极干预日元贬值。前者负责调控通货膨胀和稳定物价，后者负责干预外汇市场。

高额财务负担成为日本调整现行货币政策的“绊脚石”。

“日本在货币政策上陷入两难境地。”张玉来认为，若维持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日企和个人将持续承担日元贬值的压力。一旦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效仿欧美市场加息，日本政府也难以负担利率上涨造成的财政负担。

据日本财务省测算，若日本央行的利率每上升1%将造成日本政府2025年增加国债负担3.7万亿日元。

曾任日本大藏省长官、被称作“日元先生”的榊原英资预测，美元兑日元的截止位会在1美元兑换135日元。届时，日本政府必然会出手干预本轮日元贬值。

“失落三十年”的日本越来越“廉价”

过去三十年，日本长期处于经济低迷、居民消费购买力下降和日元竞争力不足的时代。

“平成三十年里，世界经济急速发展，日本却被落下了，这是日本国际地位大幅下降的三十年。”2019年日本宣布令和新年号后，曾担任日本经济学家的野口纪雄感慨。

松下、东芝等日本老牌企业缺乏活力。1991年房地产泡沫后

，松下电器的经济不增反减，2021财年的营收甚至比三十年前少了1500亿日元。

日本经济由盛转衰的平成三十年里，日本人的工资也在“原地踏步”。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显示，日本人名义工资在1991年至2020年（最近的公布值）仅增长4％，即年收入为500万日元的人，仅仅涨到了520万日元。

年轻人和非正式雇员的收入甚至更低。据日经中文网统计，20岁至29岁的年轻人年平均工资仅为250万日元。非正式雇员的年收入甚至低至200万日元以下。

本轮物价上涨算是日本三十年来最大的“涨价潮”，在日经中文网2021年末一篇报道曾说，“日本物价与工资同步停滞了三十年”。2021年11月，当全球消费者物价指数暴涨时，日本消费者物价指数只涨了1%。

由于日本长期通货紧缩、物价过于“稳定”，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2021年由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主编的《世界不平等报告》发现，在日本，位于金字塔尖的前10%富人占有了57.8%的资产，而后50%的人口仅占有5.8%。“差距社会”一度在2006年成为日本年度流行词。

“日本没有形成工资上涨和物价上涨的良性循环是日本经济低迷的关键。”2021年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在采访中说。

面对经济低迷和生活压力下，日本年轻人早早陷入低欲望、厌恶消费的情绪。

“日本年轻人没有欲望、没有梦想、没有干劲，日本已陷入低欲望社会！”日本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中写道。

被称作“平成废物”“宽松世代”的日本年轻人，对消费缺乏兴趣，不买房、不买车，愿意“宅”在家里，一日三餐从简。

正因如此，经济低迷的年代里，日本企业在商品涨价上也格外谨慎。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日本永旺超市自有品牌的价格直到2021年底均未涨价，其中包括面粉、蛋黄酱和意面。消费者在维持自己日常生活方面很保守，不愿意在日常必需品上花太多钱。

“廉价日本”成为日本在2021年的一个标签。2021年3月，日经新闻记者中藤玲出版了一本《廉价日本：物价停滞不前》的书，短期内，该书销量突破8万册。

由于日本人收入长期停滞，物价上涨时，国内的百元店开始更受欢迎。成立于1977年的大创是日本百元店的鼻祖，如今在日本国内外共有超过5300家门店。如同中国十年前的五元店，店内所有商品仅售100日元（约合人民币6元）。

2022年4月25日，随着本轮全球物价上涨，百元店难以盈利，大创公司正式在银座开设起“300日元店”。

“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廉价国家，出租车和酒店的价格都和30年前一样。日本是‘稳定’的，但没有净化可能也可以看作一件坏事。”日本庆应大学宏观经济教授小林庆一郎说。

为了改变日本社会资本分布现状、提高劳动分配率、实现“增长与分配的良性循环”，2021年11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任初期便推出“新日本资本主义”经济政策。

不过，日本经济疲软也存在更深层次的人口问题。日本在1970年代步入老龄化社会。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预测，2060年日本65岁以上老人将占总人口的40%。到2065年，日本人口将降至8800万。人口规模缩减三成后，在人口结构中最具消费能力的人口将越来越少。

老龄化少子化直接导致了经济内需长期不足，低增长、低通胀的“经济日本化”难以在短期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