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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在天津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一台自动化场桥在吊装集装箱。(赵子硕 摄)

世界贸易增长率在2011年达到顶峰后一直在减速。与此同时，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中贸易战就是一个例子。尽管2020年1月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给全球贸易带来了再次稳定的希望，但美国总统选举和新冠疫情对其经济的影响可能让中美关系再度紧张。这种情况再加上其他国家正在追求生产本地化和/或区域化，可能会成为疫情过后新保护主义时代的催化剂。

从纯经济的角度来看,那些以制造本地化和/或区域化为目标、且当前供应链与中国高度关联的企业和国家，必须考虑与“世界最大工厂” 脱钩的可行性。支持脱钩的因素包括: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外资对中国的一些用工行为和环境标准的担忧;中国知识产权法执行不力;以及美中贸易战可能重燃战火的不确定性。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国家可能成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角色的候选者。

这些国家包括印度、墨西哥、泰国和越南。与中国相比，这些国家的优势包括有竞争力的劳动力成本、友善的监管框架和稳定的政治环境。事实上，在新冠大流行期间，一些大型高科技制造商增加了从越南采购的力度。

然而，供应链的迅速、大规模区域化以及全面与中国脱钩是不大可能实现的。首先，生产的迁移和随之而来的供应链重建不仅极其复杂和耗时，而且成本高昂。

此外，印尼、泰国和越南等正在崛起的东南亚新星仍然高度依赖中国的投资和原材料。因此，很难说它们是可靠的贸易伙伴。此外，这些后起之秀与中国相比，存在极大的基础设施差距。

不仅如此，这些国家的经济和人口规模远不及中国。很多公司希望且必须继续在中国生产，因为这增加了它们直接接触14亿潜在消费者的机会。日本汽车制造商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们的产品2019年在中国市场卖出了90%以上。2018年，日企在华子公司超过7000家，比2008年时增加了60%。这些公司2018年的商品销售额为2520亿美元，其中73%在中国出售。

复杂的地缘政治使得与中国迅速脱钩的可能性更加渺茫。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调门越来越具对抗性，这让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潜在贸易盟友站在中国的对立面。但这些国家与美国站在一边可能会激怒中国这个亚洲巨人，同时也是它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供应国。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推进自己的战略，加强亚太地区的贸易和政治关系。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该计划显然旨在增强中国的地区影响力。最近加入该倡议的东南亚新星印尼获得了中国的投资。中国在疫情中也曾向东南亚和其他亚太国家提供医疗物资，这显然也是为了增进地区关系。

在企业层面，除了重新设计供应链,让后新冠世界的供应链更可靠之外别无选择。“可靠性”将取代“低成本”，成为供应链管理的主要目标。

但正如上文论述的那样,完全与中国脱钩并不现实，“中国+1”战略似乎更可行。这给泰国和越南等东南亚新秀带来了机会,但对任何取代中国供应商的战略都必须仔细酌，并将地缘政治风险降至最低。在这方面，对东南亚国家和日本、 韩国等国家来说，多边主义而不是对抗似乎才是更稳妥的策略。

至于战略产品的本地化，如果各国政府希望与中国完全脱钩(这相当于与所有外部供应商脱钩)，它们将不得不向国内制造商提供大量财政补贴和经济刺激。各国政府还有可能希望通过激励措施加提高关税的办法,来引导战略产业本土化。但不管是哪种情况，消费者最终可能都会为产品可靠性承受更高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