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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寿生：传承石化行业红色传统 开启建设石化强国新征程

　　通过广泛、深入、全面的党史学习，我们深知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艰辛、浴血和奋斗来之不易，共产党的事业伟大、壮丽和辉煌来之不易。学习党史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作风，面向未来、开创新征程的一个重要举措。石油和化学工业是一个有着光荣历史传统的行业，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以及新时代等各个历史时期，石油和化工人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从2015年开始，石化联合会组织编纂了《中国工业史·石油工业卷》《中国工业史·化学工业卷》和《中国化学工业百年发展史》。今年七一前夕，《中国工业史·石油工业卷》《中国工业史·化学工业卷》由中央党校出版社正式出版。今天，我结合党史学习和行业史编写过程中的体会，梳理了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发展的主脉络和主要历程。我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发展的历史充分说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就没有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发展的今天，同样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没有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发展的未来。

　　中国近代化学工业发端于清末的洋务运动，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一批民族先驱首先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呐喊和行动。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先后成立了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制造局和南京机器制造局，为生产枪炮、火药、军用船只等武器，配套自制无烟火药的基本原料硫酸、硝酸、以及硝化棉、雷汞(又称雷酸汞，最早发现和使用的起炸药)等化学品。就职于江南制造总局的徐寿等人最早翻译了来自西方的化学元素符号以及化学著作，研制无烟火药和制造无烟火药的基本原料硫酸、硝酸等。1874年，江南制造局龙华分厂建成中国第一座铅室，成功地用铅室法生产出硫酸，并用以生产硝酸、研制硝化棉，这就是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的开端。

　　进入20世纪，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经济、科技、军事以及教育均出现了学习西方的热潮，民族资本创建的化工企业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20世纪第一个10年，上海、山东等地先后建立了一批涂料、橡胶、塑料、轮胎、合成氨、染料、电石、酒精以及硫酸、硝酸、烧碱等小型化工厂，主要用于生产肥皂、火柴、染料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化学品。在此期间，中国民族工业的先驱范旭东先生和吴蕴初先生先后创办了“永利化学工业公司(1914年)”和“天原电化厂(1929年)”等少数几个大型化学工厂，世称“南吴北范”。其中，范旭东先生聘用的侯德榜博士带领技术人员研发成功联合制碱法，打破了当时索尔维公司对制碱技术的垄断，将世界制碱技术推向了新的高度，永利公司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因质量优良，1926年获得了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金奖，这是中国重工业首次获得世界博览会金奖，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其开创性赢得了国际化工届的极高评价。侯德榜先生先后被英国皇家学会、美国化学工程学会、美国机械学会以及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授予荣誉会员。

　　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近代中国民族资本是难以发展壮大的，只能在夹缝中艰难生存。特别是在日本大举入侵中国后，大片国土沦为日伪统治区，刚刚兴起的民族化学工业，被日伪当局限制、侵占、关闭，再加上原料被日本侵略者统一控制等原因，致使中国的民族化学工业举步维艰、濒临绝境。中国化学工业的真正发展，应该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解放区工业开始的，特别是经过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走过了从一穷二白到石油和化学工业大国，再到向世界石油和化学工业强国跨越的不平凡发展历程。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爱国、创新、实干、奉献”红色传统或者红色基因不断得到传承和弘扬，内涵越来越丰富，成为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宝贵精神财富。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五个发展阶段：艰难起步、奠定基础、形成体系、建设大国、迈向强国。

　　第一个发展阶段：艰难起步并在战火中淬炼出石油和化学工业红色基因(清朝末年~1949年)

　　与国统区和日本占领地区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解放区受到严密封锁，发展石油和化学工业所需要的设备、技术和原料严格受控。而战争急迫需要的炸药、枪炮子弹，都因为原料供应和设备采购的限制而困难重重。为了赢得战争，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必须建立包括化工厂在内的自己的军事工业。

　　据史料记载，大革命时期，规模比较大、比较有名的兵工厂，有中央苏区的官田兵工厂(位于江西赣州市兴国县官田村)、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闽浙赣兵工厂。闽浙赣兵工厂所在地德兴县，盛产硫黄和硝石，为制造弹药提供了必要的原料。兵工厂主要生产红硝、马硝、火药等。火药全是用本地硫黄、炭末和自行熬制的硝盐加雄黄按一定比例配制而成。由于缺铅，便用锡代替，熔成锡水“倒”出弹头，再放入稍大一点的模子浇上铜液，便制成了铜包锡的弹头。这种弹头因为有铜外壳，所以穿透力强;又因锡的熔点低，爆炸面广，所以杀伤威力大。1934年，闽浙赣兵工厂工人达到800多名，仅次于1000余人的官田兵工厂，每天能制造子弹1000发、炸弹(包括手榴弹、地雷)300个。在当时被敌人封锁，枪炮弹药十分匮乏的情况下，依靠根据地军民的智慧，使用土法生产弹药，为中国革命和根据地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到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战争的发展，特别是日军的封锁、扫荡和蚕食，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实行限共、反共的政策，不但军事武器需要自己生产补充，而且还要发展经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在陕甘宁边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延长石油厂恢复了正常生产，并且建立了紫芳沟化学厂，奠定了边区基本化学工业的基础。1944年，边区工厂厂长和职工大会评出了6位特等劳动英雄，延长石油厂厂长陈振夏和紫芳沟化学厂厂长钱志道是其中的两位，毛泽东主席亲自颁发奖状，并分别题词。给陈振夏的题词是“埋头苦干”，给钱志道的题词是“热心创造”。

　　陈振夏是上海崇明人，当过工人、司机、船员，参加过著名的“五卅”大罢工，卢沟桥事变后奔赴延安。1940年，中央军委军工局任命陈振夏为延长石油厂厂长，虽然他从未接触过打井采油和炼油技术，但凭着一股韧劲、钻劲，通过向工人请教学习，埋头苦干，逐渐由外行成为内行。他设计了制蜡机和编芯机，用旧管材制作了锅炉、炼油锅，提炼了动力机用的润滑油和黄油等。延长石油厂渐成规模，汽油、煤油、柴油，蜡烛、擦枪油、油墨、黄油、凡士林等石油产品源源不断地供给前线、后方，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使用的煤油灯的油、蜡烛，机关、学校、工厂使用的油墨、黄油等油品基本都由石油厂供应。此外，还用一部分煤油、石蜡从国统区换回解放区急需的布匹、药品、电台和枪支弹药等。在延长石油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下，边区石油生产搞得轰轰烈烈，实现了毛泽东主席在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提出的增加炼油生产，实现煤油自给，争取一部分出口的要求，对抵制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钱志道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先后在南京、太原有关化学研究所工作，研究毒气和防毒面具。1938年，钱志道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自我介绍是学化学的，会造防毒面具，愿为人民的自由解放尽绵薄之力。毛泽东主席收到他的信后，当即让李六如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期盼他早日光临延安与抗日军民共赴国难。到延安后，军工局派他担任化学厂总工程师，组织火药、炸药生产。当时筹建化学厂最大的困难是既缺乏机器设备，又缺乏懂行的人才，仅有从西安买回的捏合机、切片机等3台设备，必须“一切从零开始”。尽管他没有见过火药、炸药的生产，但强烈的事业心和边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促使他边学习、边研究、边实践，设计了生产工艺和生产流程。同时，他和厂长沈鸿紧密配合，通过潜心钻研，反复试验，不断改进，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关，成功制造出了酒精分馏塔、乙醚制造设备、三酸(硫酸、硝酸、盐酸)制造设备、蒸汽锅炉、脱脂锅、离心脱水机、切断机、打浆机、碾片机、光石墨辊筒机等化工机械设备。成功试制出了硝酸、硫酸，1942年实现了批量生产。1943年8月，采用汤姆逊法生产硝化棉，又成功试产出硝化甘油、双基发射药。此外，还生产盐酸、雷汞、硫化锑等化工产品。同年，用马兰草制造钞票纸成功，至1944年共生产钞票纸约10吨，满足了边区贸易公司印制商业流通券的需要。当时民用产品最缺的是火柴，贺龙同志要求化学厂做氯酸钾供给火柴厂，他们很快就生产出了边区急需的氯酸钾。自制的氯酸钾不仅解决了军火上的大问题，同时也解决了火柴制造的原料困难。

　　除陕甘宁边区以外，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胶东等根据地与解放区贯彻“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方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办了一批硫酸厂、化工厂、炸药厂、皮革厂、造纸厂等企业，生产硫酸、硝酸、盐酸、纯碱、烧碱、酒精、乙醚、甘油等化工原料，以及雷汞、雷银、硝化甘油、硝化棉、无烟火药、炸药等军用产品，为中国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且积累了办厂和研发经验，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石油和化学工业的骨干和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被誉为人民兵工“三大创造”之一的“缸塔法”制造硫酸。常规的硫酸制造工艺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接触法，装置复杂且需要白金粉做触媒；另一种是铅室法，工艺比较简单，但需要大量的铅板建造铅室。但抗日根据地既无白金来源，也无铅板可取，这两种工艺都无法采用。1940年3月，晋察冀军区工业部技术研究室的张方、张奎元等同志在河北省完县利用当地出产的陶土缸试制硫酸获得成功，从而创造了缸塔法硫酸生产工艺。“缸塔法”是将4口水缸一俯一仰地叠放，将中间两个缸的缸底打穿，叠放后粘成一个简易的塔。然后，将几个这样的高塔用陶瓷管上下交错地串联成一套制造硫酸的装置，并用碎瓷片代替小块焦炭，将二氧化硫气体通入前塔下部，中间空塔内通入水蒸气，从前塔塔底得到硫酸。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副总参谋长左权在得知晋察冀军区成功制造出浓硫酸后，专门给聂荣臻司令发来电报，称“这是我们工业建设上的一大进步，也是解决工业建设特别是兵工工业建设之关键”。根据地军民正是以非凡的智慧和毅力，发明出一个又一个“土办法”，使根据地的化工生产得以全面开展。到抗战后期，人民军工基本实现了从“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到“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的重大转变。

　　根据地化工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付出和牺牲。在当时条件下，防护设施很少，烧伤的事情经常发生。年轻工人被酒精烧掉耳朵、烧伤面容；不少女工被毁容、致残;雷管或炮弹爆炸而献出生命的更不在少数。在一些老军工编写的资料中，记录了许多为军工事业英勇献身的英烈名单。张方，试制雷管时炸残右手；张奎元，拆炮弹时腿受重伤；还有无数为发展军事化学工业献出生命的无名烈士，都为我国革命事业和石油化学工业发展作出了载入史册的重大贡献。

　　总之，革命战争年代，中国近代石油和化学工业有了一定发展，但是基础十分薄弱，石油和化工厂的规模大都很小，设备装备很差，劳动条件恶劣，生产技术水平很低，生产的品种也很有限，据历史记载，当时最高年产量，原油12万吨、硫酸18万吨、硫酸铵22.6万吨、纯碱10.3万吨、烧碱1.2万吨、轮胎4万条。1949年，化学工业总产值只有1.77亿元。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化学工业已经具备了“爱国、创新、实干、奉献”的红色基因和传统，为新中国化学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注入了不竭的动力。

　　第二个发展阶段：奠定基础迈出有计划地发展化学工业的第一步(1949年~1957年)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经济发展，特别是化学工业的发展。在当时工业化的发展中，还有发展工业化、电气化和化学化的提法。在“一五”规划中，化学工业得到了高度的重视，民族化学工业发展的环境极大改善，民主革命时期创办的化工企业得到迅速恢复，公私合营顺利完成。“一五”时期新中国的化学工业发展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大型项目开始布局，产品产量成倍增长，产值规模不断扩大，技术研发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现代化工教育积极推进，从化肥、三酸两碱、无机盐、电石、涂料、染料、橡胶等已有的产业直到氟硅材料、合成树脂等化工材料新的产业，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基本满足了当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化学工业的需求。

　　随着全国各地陆续解放，在对解放区化工企业进行搬迁并组建了一批新企业的同时，国家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化工企业进行了接管，部分私营企业进行了公私合营改造。这些企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部分重点企业得到了扩建，极大地激发了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比如中央政府十分重视天津永利碱厂，刘少奇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分别于1949年5月6日和6月1日视察了天津永利碱厂，刘少奇表达了党和政府对工厂生产情况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7月，毛泽东主席又亲自接见了从印度回国的侯德榜博士，详细倾听了侯德榜关于复兴中国工业的意见及范旭东先生生前建设十大化工企业的设想。毛泽东主席对侯德榜博士讲：“革命是我们的事业，工业建设要看你们的了！希望共同努力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周恩来副主席在看望侯德榜博士时，侯德榜提出永利沽厂、宁厂生产原料不足，产品销路不畅，资金周转迟滞等问题。周恩来当即表示，政府可以收购产品，提供周转资金，原料供应待交通畅通后一定尽力帮助。并嘱咐侯德榜博士只要对发展生产有利，不管什么困难，希望随时相告，政府一定全力相助。人民政府将永利碱厂的供销纳入国家计划，保证原燃料的供应，统一包销产品。仅1951年政府用于永利碱厂恢复生产的投资贷款就高达563亿元(旧币)。

　　通过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改扩建，1952年我国化学工业的主要产品产量都超过了解放前最高的年产水平。其中，硫酸19万吨、浓硝酸1.06万吨、盐酸1.4万吨、纯碱19.2万吨、烧碱7.9万吨、化肥3.9万吨、合成氨3.8万吨、电石1.1万吨、农药0.2万吨、染料1.64万吨、涂料2.7万吨、塑料0.2万吨、轮胎外胎42万条。化工总产值达到7.73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4.36倍。

　　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当年中国和苏联正式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至1954年10月援助项目达156个，其中有15个化工和炼油项目，即吉林化肥厂、吉林染料厂、吉林电石厂、吉林热电厂、兰州炼油厂、抚顺石油二厂、兰州化肥厂、兰州合成橡胶厂、兰州热电厂、太原化肥厂、太原化工厂、太原制药厂、太原热电厂、华北制药厂、保定电影胶片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地引进化工技术和成套装备的工作。

　　在当时，苏联援建的项目无论从规模上，还是技术上都是比较先进的。比如吉林化工区由吉林化肥厂、吉林染料厂、吉林电石厂、吉林热电厂组成，是以煤、焦和焦化副产品为原料的化工基地。吉林化肥厂的设计能力为年产合成氨5万吨、稀硝酸7.7万吨、浓硝酸1.5万吨、硝酸铵9万吨、甲醇0.4万吨；染料厂的设计能力为年产7种还原、冰染染料0.29万吨，苯酐、二萘酚、H酸等14种中间体0.8万吨，硫酸等6种无机化工产品5万吨；电石厂的设计能力为年产电石6万吨、碳化钙1万吨。吉林化工区的建设规模是空前的，此前国内从来没有干过如此大的化工工程。化工区的建设得到了全国的支援，国家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法，从各地调集了3万名职工，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这支队伍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顶着凛冽的寒风，夜以继日地战斗在松花江畔，出现了许多动人心弦的事迹，涌现出了大量的英雄模范人物。化工区从1955年4月开始施工，经过两年半的时间基本建成。

　　除苏联援建的15个化工项目外，政府还组织了对上海、天津、大连、南京、沈阳、锦西、青岛等地的老化工厂的改造和扩建，重点发展基本化工原料。另外还对私营化工企业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从加工订货，到统购包销，再到1956年全部实现公私合营，并将私营化工企业的生产统一纳入到了国家计划。

　　1957年“一五”计划完成时，化学工业总产值达到26.53亿元，主要化工产品产量也成倍增长。这一时期建设的化工项目，特别是苏联援建的项目，为新中国化学工业培养了第一代生产、科研、设计、施工、制造技术队伍，积累了建设大型化工厂的经验，对满足农业生产和国防工业的需要发挥了重要作用，也缩小了与世界化学工业的差距。中国化学工业的技术研发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合成氨高压合成塔、过磷酸钙制备、沸腾炉焙烧、联合制碱法、高效有机磷农药、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氯丁橡胶、丁苯橡胶、顺丁橡胶、合成纤维、合成树脂、醇酸树脂、军用沥青等一大批当时比较先进的技术相继在研发上取得重要进展，不但提高了化肥、纯碱、涂料、染料等基础化学工业的水平，也推动了化工材料等产业的逐渐起步。

　　这一时期，我国化学工业规划制定与实施、大型项目建设与生产管理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特别是在一穷二白严重落后的情况下，实施计划经济对于巩固和发展新生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体系并以支援农业和国防建设为重点的产业结构升级(1958年~1978年)

　　这一时期，党和国家考虑最多的就是老百姓的“吃穿用”生活问题，同时还有国防问题。1949年11月，在美国提议下巴黎统筹委员会成立，“巴统”的宗旨就是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新技术。列入禁运清单的有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再加上1959年苏联撕毁协议，1960年单方面决定撤走专家，中国的技术装备都受到很大限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1963年~1972年这十年是年均出生人口最多的十年，每年出生人口都超过2500万人，最高的年份是1963年出生人口接近3000万人。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快速发展，并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的辉煌时期，在这20年的时间里，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干成了三件改天换地的大事。

　　第一件改天换地的大事，就是甩掉了中国贫油国的帽子。石油短缺一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大难题。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就亲自听取石油部的工作汇报，听完汇报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美国人讲中国地质老，没有石油，看起来起码新疆、甘肃这些地方是有的。怎么样，石油部，你也给我们树立点希望”。同时毛主席也很有感慨地讲，“搞石油艰苦呵！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毛泽东主席的这些指示，一直成为新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始终鼓舞着石油战线上广大职工不怕困难、艰苦奋战，立志甩掉石油工业落后帽子的坚定决心和信心。1959年9月26日在东北松嫩平原发现了世界级的特大砂岩油田，并成功建成第一座“松基三井”的高产油井。从此就拉开了“大庆油田”的大会战。1960年4月王进喜带领1205钻进队开进大庆油田，喊出了“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口号。在这场艰苦卓绝的石油大会战中，石油工人硬是靠人拉肩扛，在头顶蓝天、脚踏荒原的极端困难条件下，在冰天雪地中夺取了“大庆油田”会战的胜利，铸就了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大庆油田投产后，我国原油产量逐年上升，1959年原油产量只有372万吨，1963年到达686万吨。1963年，中国政府正式宣布：“我国石油产品已经基本自给，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大庆油田的发现，一举改写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历史!

　　第二件改天换地的大事，就是化肥工业和化纤工业的发展取消了全国使用“粮票”和“布票”的历史。为解决中国人吃饭的问题，发展化肥就成为当时化学工业的首要任务，因此当时的化工部也被称为化肥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受技术装备限制，我国发展大化肥和中型化肥都比较困难。1958年，毛泽东主席在领导干部工作会议上提出：“化肥工厂，中央、省、专区三级都可以设立。”化工部提出了兴办小型氮肥厂的设想，先后开发并建设了400吨/年型、800吨/年型和2000吨/年型合成氨示范厂和定点厂，随后中央安排了35套800吨/年装置建设任务。化工部氮肥设计院在年产1万吨合成氨、配4万吨碳酸氢铵的方案测算中发现，可以采用含二氧化碳较多的合成氨原料气与氨直接进行碳化制取碳酸氢铵。这样，在净化合成氨原料气的同时，又可使二氧化碳得到充分利用。随后，侯德榜直接领导科研人员进行了试验研究工作，提出了完整的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铵工艺，并组织编制了年产2000吨合成氨配8000吨碳酸氢铵装置(当时称为县级氮肥厂)的设计。碳酸氢铵这一新生产工艺，是中国人研发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氮肥品种。在煤炭资源相对丰富的中国得到大量推广，建设了一批年产合成氨800吨和2000吨系列的县级小氮肥厂，并在北京化工实验厂建设了年产1万吨合成氨配套4万吨碳酸氢铵工厂。在实践中，经过几年连续攻关，一批小型氮肥厂闯过了技术关、质量关、经济关，逐步实现了正常稳定生产。1964年上海、江苏等省市办有小型氮肥厂的一些县，大部分都成了粮食亩产千斤县，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规定的单产指标。

　　农业需要大量化肥，小型氮肥厂具有建设周期短、设备容易制造、投资少、便于地方集资兴建等特点。加之小型氮肥厂一般属县管辖，自产自用，因而各县办厂的积极性很高。1968年以后，小型氮肥厂迅猛发展。1969年~1978年10年间，全国先后建成了小型氮肥厂1225个。与此同时，一些有能力自己配套设备的省、市，对部分建厂早、条件好的小型厂择优进行填平补齐和设备更新改造，扩大了生产能力。1979年，全国小型氮肥厂总数达到1533个，当年产氨658.4万吨，占全国合成氨总产量的55.6%，对粮食增产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发展小、中型氮肥的同时，我国也十分关注着全球化工技术进步以及产业发展趋势。上世纪60年代，国际石油化工技术进入到规模化大工业生产阶段，西方国家利用石油为原料，生产合成树脂、合成纤维等合成材料，价廉物美。合成材料开始在工业和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

　　1962年下半年，周恩来总理召开了各位副总理、计委、科委、外贸部和各工业部门参加的一系列会议，听取了出国访问的专家和外贸部门的汇报。汇报认为：二战以来，虽然世界上局部战争不断，但是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都有了很大发展，国际贸易在不断扩大，尤其是西方化学工业在技术上有了一系列新的突破，石油化工和有机合成技术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突破，如各种合成纤维、合成橡胶、新型塑料等，合成氨设备的大型化也使化肥工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外交和外贸部门的同志认为，尽管美国竭力阻挠，但从某些西方国家进口某些技术装备是有可能的。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提出，结合当前和长远需要，首先应当争取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制造化学纤维、化学肥料和石油裂解的成套设备，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以建立中国石油化学工业的现代基础，并逐步解决国内迫切需要的“吃、穿、用”问题。这次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化纤小组和一个化肥小组，由柴树藩任组长、钱之光和李苏分别任副组长，责成两个小组召集专家认真讨论，综合平衡，提出进口化纤和化肥成套设备的方案。

　　1963年后，中国和日本、英国、荷兰、法国、意大利等国签订协议，涉及大小成套设备项目共20余项，合同金额约3亿美元，主要是石油化学工业的石油裂解、烯烃分离、合成纤维(维尼纶、腈纶、丙纶等)、合成橡胶、塑料(聚乙烯、聚丙烯等)、大型化肥厂(全循环法尿素厂)、丁辛醇厂等。

　　上世纪70年代初，如何保证人民的“吃穿用”压力越来越大。中央要求燃化部研究化学工业如何加大力度支援农业和轻纺工业，帮助解决国民经济发展的迫切问题。1971年底，李先念在国务院主持会议，听取了康世恩部长的汇报。当时国务院有些领导同志第一次听到30万吨/年乙烯和30万吨/年合成氨的概念，都非常高兴。1972年1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正式作出报告：为利用国内石油(天然气)资源迅速发展化学纤维和化肥，经与轻工、燃化、商业、外贸等部门共同研究，提出了进口化纤、化肥技术和设备的方案。国务院业务组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在研究同意国家计委的报告后，给周恩来总理写了报告。“为了保障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的需要，必须大力发展石油化工，把化纤、化肥工业搞上去。因此，拟引进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4套，化肥设备2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4亿美元。投产后，一年可生产化纤24万吨(相当500万担棉花)，化肥400万吨。拟引进这些技术设备，都是以天然气、油田气和石油为原料的，原料比较有保障。”2月5日，周恩来总理批示同意，并报毛泽东主席获得批准。

　　1973年1月，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国家计委上报《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建议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26个成套设备、单机和关键设备技术。“四三方案”由此问世。“四三方案”引进对象包括日本、美国、联邦德国、法国、荷兰、瑞士、意大利等十几个西方国家。至1979年“四三方案”引进项目合同全部履行完毕，合同成交金额39.6亿美元。“四三方案”中大化工项目占21个，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化、1套烷基苯装置。“四三方案”是中国自引进苏联援助后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设备技术，通过“四三方案”的实施，形成了乙烯、化肥和化纤等一批大型石化基地。

　　这批引进的技术和装备，对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以及纺织工业来讲都是重要的里程碑。20世纪70年代初，以轻油为原料30万吨/年乙烯大型装置在美国和日本刚出现不久，中国就及时抓住了发展潮流，使中国石化工业站到较高的起点上。这批以引进技术布局和建设的大型石油化工联合企业，主要有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大庆、齐鲁、南京扬子石油化工厂以及13套大化肥厂等，这些引进技术的企业大部分都成为中国石油化学工业的骨干企业，在石油和化学工业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批引进技术，对解决全国人民的“吃、穿、用”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至20世纪80年代初，涤棉布、涤纶长丝织物和中长纤维布等已完全摆脱了供不应求的局面。1983年12月，中国停止实行了29年之久的棉布凭布票限量供应的制度。引进化肥装置的建成，使中国合成氨生产能力在几年内提高了30%，对于支援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55年开始定量供应粮食的粮票，到1993年也退出了流通领域。在10多亿人口的大国，结束了使用近30年、40年之久的“布票”“粮票”可谓是改天换地的又一件大事。

　　第三件改天换地的大事，就是石油化学工业也为我国“两弹一星”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主席就说过，“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原子弹)”，并在1955年就明确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以的”。在“两弹一星”研制中，南京化工厂的总工程师姜圣阶接受周恩来总理建议，调到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任国营404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领导和组织了六氟化铀厂的设计和运行，领导和组织中国第一个大型核反应堆的设计、建造和运行工作，并为提供铀、钚和氚等高纯产品，组织攻关，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为首次核试验提供了合格的关键产品和部件。704、705厂等化工企业先后生产出重水、偏二甲肼、聚四氟乙烯等高能燃料和新型化工材料，炼油企业和石化研究院所开展了以“三航”(航空汽油、航空煤油、航空润滑油)“两剂”(炼油催化剂和油品添加剂)、“两弹一机”(原子弹、导弹、新型飞机)配套用油为重点的攻关会战，涂料、染料等企业开展了航空、舰船用防腐涂料以及军用燃料的攻关与会战，满足了国防尖端技术和国防工业的需要。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及随后“两弹一星”的重大发展，都凝聚着化工人的智慧和心血，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为中国的国防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这一时期，虽然发生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石油和化学工业发展也经历了几次波折，但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自我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很快恢复了增长。

　　1977年，化工行业总产值增长到344.51亿元，比1957年增长了12倍，可生产2万余种化工产品，初步形成了由化学矿山、石油化工、煤化工、无机酸碱盐、化肥、农药、橡胶、有机原料、染颜料、涂料、化学试剂、合成树脂、合成橡胶、合成纤维单体、催化剂和助剂、化工新材料以及化工机械等组成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化学工业体系。

　　第四个发展阶段：建设大国，实现了向建设石油和化学工业大国的历史性跨越(1978年~2010年)

　　1978年，党中央果断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进入了又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改革解决了计划经济体制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市场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由扩大企业自主权，到推行经济责任制，再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石油和化工企业活力大大增强，民营企业蓬勃发展(2011年，行业非公经济总产值5.7万亿元，占比50.1%，历史上首次过半)，石化产品价格机制改革基本完成，化工行业深入实施“科技兴化”“学吉化”和“外向型经济”三大战略，中国化工市场也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规模最大的化工市场。主要跨国石化公司纷纷涌入中国市场，中国石化企业也开始走出国门。2010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主营业务收入位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其中化学工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23万亿元，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烧碱、纯碱、硫酸、醋酸、化肥、农药、轮胎等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石油和化学工业大国。

　　一是生产工艺技术水平显著提升。中国石油勘探开发技术，特别是特低渗透油田、深海开发技术、页岩油气开发技术等等，都一直走在世界前列。现代炼厂全流程技术，形成了催化裂化、加氢系列技术，特别是催化裂化技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催化剂研发生产也取得重大突破，千万吨级大型炼油联合装置、百万吨级大型乙烯、大型聚丙烯、苯乙烯、甲苯歧化、芳烃抽提等成套技术和装置实现工业化应用。石化产品快速增长，新品种不断涌现，基本满足了快速增长的国民经济对有机化工原料、精细化学品的需要。化工新材料技术，特别是高端化工新材料技术也取得了一系列领先突破。

　　二是化肥、纯碱、烧碱、无机盐、农药、涂料、染料等基础行业也陆续进入黄金发展期。随着新型煤气化技术的突破和装置大型化，氮肥产业结构和原料结构不断优化，中国于20世纪90代初成为世界最大氮肥生产国，21世纪初实现尿素产品的净出口。根据国内磷资源现状，中国独立自主大力发展了大型装置及生产技术，2005年磷肥工业产量跃居世界第一。先后建成100万吨/年青海察尔汗盐湖项目、120万吨/年罗布泊钾盐项目，中国钾肥发展也取得了世界市场的话语权。高效低毒农药加快发展，中国农药从仿制型向创制型持续转型，由农药进口大国转变为出口大国。染料、涂料产量先后跃居世界第一，绿色环保型高端产品、特种涂料占比增大，为核电、风电、太阳能、航空航天、舰船、高铁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是氟硅、生物化工、三大合成材料、现代煤化工进入快速发展期。经过80、90年代对国外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中国氟硅技术自主研发能力和水平大大提高，突破了全氟离子交换膜、六氟磷酸锂、聚偏氟乙烯等一大批长期被国外垄断的核心技术，为国民经济提供了大批高端精细化学品，成为世界重要的氟硅生产基地。改革开放初，中国的生物化工产业技术落后、规模很小、应用面很窄，在国家科技和产业政策的支持下，仅用30多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乙醇、总溶剂(丙酮、丁酮)、有机酸、氨基酸和酶制剂等许多发酵产品技术工艺水平不断提高，青霉素、柠檬酸、有机酸等主要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技术总水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合成树脂、合成纤维、合成橡胶三大合成材料技术装备国产化进程加快，创制出聚氨酯、聚酰胺、尼龙、工程树脂、热塑性树脂、特种工程树脂、丁苯橡胶、丁腈橡胶等大批高端、专用产品，为促进中国高端制造业发展作出了贡献。根据中国多煤少油缺气的资源禀赋特点，现代煤化工技术进步明显，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间接煤制油、直接煤制油、煤制烯烃、煤制芳烃、煤制乙二醇等示范项目成功运营，促进了全球石化产业原料多元化进程，得到了国际化工行业的高度评价。

　　这一时期，虽然建成了石油和化学工业大国，但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还不是石油和化学工业强国，产业结构低端供给明显过剩，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端供给不足的矛盾突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落后，生态环保压力增大，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和竞争力都比较弱，急需转变发展方式，走出一条创新驱动型、本质安全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新路子。

　　第五个发展阶段：迈向强国，全面开启建设世界石油和化学工业强国的新征程(2010年至今)

　　从“十三五”规划开始，我们提出了由石油和化学工业大国向强国跨越的目标，这是一个更加艰巨、更加宏伟、更加壮阔的新的伟大征程。这个目标的提出，极大地鼓舞了全行业创新发展、面向未来、引领风骚的热情和干劲，一个向世界石油和化工强国跨越的新的伟大征程，正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千米的中华大地上轰轰烈烈、扎扎实实的向前推进。

　　什么是石油和化学工业强国？我们提出石油和化学工业强国至少应该有四个标准：一是具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并且占据行业技术制高点的核心技术；二是具有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包括化工园区)；三是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行业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四是拥有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企业品牌和各类技术管理人才。尽管这个历史发展任务十分艰巨，但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对行业发展的历史责任。我们欣喜地看到，自“十三五”以来，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这四个方面的突破，正以春笋破土般的速度，迈出了节节高升的跨越脚步，行业发展的质量正在发生深刻而积极的变化。

　　一是全行业面向未来的创新能力正在显著提升。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目前世界石油和化学工业高端前沿技术正在向五大领域集聚：即化工新能源领域、化工新材料领域、高端精细化学品领域、生命科学领域和安全环保领域。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正在瞄准世界石油和化学工业高端前沿技术发展的趋势，进入了一个面向未来、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全新阶段。未来10年要基本实现或全部实现迈入石油化工强国的四大标准，将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转变。

　　“十三五”以来，我们石化行业面向未来的自主创新能力有了显著提升，攻克了一批“卡脖子”技术，开发了一批先进产品，突破了一批“制高点”技术，面向未来的自主创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

　　石油勘探开发技术取得世界领先的突破。“十三五”以来，中国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在“大面积、高丰度页岩气富集”理论指导下，建成了600多座页岩气井，2015年日均产量达到5亿立方米，2020年产量突破200亿立方米，在国内天然气产量中占比超过10%，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页岩气生产国。在“南海高温高压钻完井关键技术及工业化应用”和“渤海湾盆地深层大型整装凝析油气田勘探理论技术与重大发现”的指导下，建成了我国海上首个高温高压气田东方13-1和我国海上最大的高温高压气田13-2。随着流花21-2油田的顺利投产，流花16-2油田群全面投产，我国开创了亚洲最大的深海水下生产系统，这个海上油田高峰年产量将超450万立方米，轻烃的产量将突破300立方米。在渤海湾成功发现了千亿立方米大气田。五年来，中国海油新增探明石油、天然气地质储量13亿吨和超5000亿立方米。我国低渗透油气田和致密气田勘探开发理论的创新突破，使我国鄂尔多斯盆地和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开发又取得了一系列新突破。大庆油田依靠自主创新，实现了从陆相页岩生油到陆相页岩产油的理论突破，又发现了地质储量12.68亿吨页岩油，甩掉了老油田储采失衡的帽子。在保障传统能源安全的同时，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和中化集团等央企也在化工新能源方面全面布局，大胆开拓，化工新能源的技术创新也取得了领先的突破。

　　化工新材料在先进高分子材料、高性能树脂、功能性膜材料等一系列重要领域又取得了不少新的突破。脂肪/环族异氰酸酯是生产高档聚氨酯的核心原料，万华化学开发的脂肪族异氰酸酯ADI全产业链制造技术，打破了国外公司对ADI系列产品全产业链制造技术长达70年的垄断，培育出了世界上品种最齐全、技术领先、产业链最完整的ADI特色产业集群，实现了航天航空、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的关键原材料国产化自主供应。该成果累计申请国内外发明专利178件，已获授权119件，形成了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半芳香族尼龙是耐高温聚合物的一个重要的新兴品种，金发科技历时十余年，终于成功开发性能优异的耐高温半芳香尼龙PA10T系列产品，实现了半芳香高温尼龙的产业化，拥有世界最大的PA10T工业化装置，近五年已销售近万吨树脂产品，打破了国外在该领域的技术和市场垄断，抢占了市场竞争的制高点，填补了耐高温尼龙工程塑料制备技术的空白。聚苯硫醚(PPS)树脂制备技术一直被美日跨国公司垄断，国外一直严格限制PPS生产技术转让到中国。从2008年，浙江新和成特种材料有限公司与浙江大学合作，历经10多年的埋头研发，终于建成万吨级PPS树脂生产装置，已获美国、日本、韩国、欧洲等国外专利7件，国内发明专利11件。现已成功合成出纤维级、注塑级和挤出级高性能PPS树脂系列产品，有效实现了进口替代，大幅提升了我国PPS树脂及成品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

　　在现代煤化工领域，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围绕甲醇制烯烃技术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研发工作，DMTO技术荣获2014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十三五”以来，大连化物所持续推进甲醇制烯烃技术进步，特别是MTO第二代技术的突破，使我国煤制烯烃技术又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甲醇制烯烃技术持续创新带动了我国煤制烯烃产业快速发展。目前我国现代煤化工技术正在向短流程、低碳化方向发展。合成气一步法制烯烃技术、合成气一步法制芳烃、甲烷无氧偶联制乙烯联产芳烃技术、二氧化碳加氢制甲醇技术、甲烷—二氧化碳干重整制合成气技术等技术正处在破茧而出的关键阶段，现代煤化工在不断创新中正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二是全行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企业集团正在快速成长。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们行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明显提升，这一点在世界500强企业排名中得到充分体现。2021年8月2日在《财富》杂志刚刚发布的世界500强名单中，中国大陆(含香港)有143家企业上榜。上榜企业数目连续2年超过美国(122)家。其中有19家能源化工企业入围财富世界500强，中石化居第2位，台塑居第6位，中石油居第13位，恒力集团居第15位，先正达居第26位，万华化学居第29位，荣盛石化首次上榜居第42位。特别是恒力集团净资产收益率进入世界前50强，非常耀眼。在全球化工50强公司名单中，美国有10家，日本有8家，中国有7家，德国有5家，韩国和英国各3家。全球化工50强，巴斯夫位居第一，2020年化学品销售额位674.9亿美元；中石化化学品销售额为466.6亿美元，位居第二；最后一名销售额门槛为64亿美元。进入全球化工50强的中国企业，排名基本处于持平或者上升状态，反映出中国化工行业蓬勃发展的态势。除中石化、台塑外，中石油排名第13位与上年持平；恒力石化位居第15位，大幅上升11名；中国中化旗下的先正达位列第26位；万华化学位居第29位；荣盛石化今年第一次进入50强，位居第42名。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石化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今后进入世界500强和全球化工50强的企业，将会越来越多，国际竞争力将会越来越强。

　　三是全行业经营效率和经济效益正在大幅度改善。经营效率和经济效益是衡量一个行业、一个企业竞争力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我们行业的状况，我想从能耗指标、销售收入利润率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三个方面来看一看变化。

　　首先看一看能耗指标的变化。我们行业是能源消耗的大户，2010年全行业能源消耗总量为4.1亿吨标准煤，2020年消耗总量为6.8亿吨标准煤，但随着节能减排工作的加快，行业能源消耗增速也在快速下降。“十二五”全行业能源消耗增速为6.8%，到“十三五”下降为4.9%。炼油、乙烯、合成氨、烧碱、电石等重点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分别下降4.4%、7.8%、8.7%、26.0%、6.7%，部分石化和化工企业能效指标居于世界先进水平。我们行业从2011年开始，组织开展了全行业能效“领跑者”发布活动，评选产品从2011年的10个增加到2020年的20个，覆盖品种扩展到33个。10年来，全行业重点产品综合能耗显著下降，能效水平明显提升。以烟煤(包括褐煤)为原料的合成氨为例，2020年能效“领跑者”企业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为1192千克标煤/吨，比2011年第一次能效“领跑者”发布的1554千克标煤/吨下降了23.3%，下降幅度较大的还有黄磷、聚氯乙烯、电石、烧碱等产品，对应下降幅度分别为27.8%、22.2%、16.8%、9.5%。

　　其次看一看全行业销售收入利润率的变化。2015年全行业销售收入利润率为4.9%，2018年为6.8%，2019年为5.4%，2020年为4.7%，2021年上半年为7.2%。从总体上看全行业盈利能力是在稳步提升的。

　　再次看一看我们行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由于统计的原因，多年来我们没有办法进行行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比较。但从几个央企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就可以看出全行业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大趋势。2014年中海油、中石化、中石油和中化集团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分别是177.29万、76.84万、83.68万和66.75万元/人年，2020年分别是237.90万、118.44万、89.30万和101.43万元/人年。这个变化趋势充分说明我们行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的可喜变化。在向石油和化学工业强国跨越的征程中，全行业经营效率和经济效益一定会实现一个新的大幅度的提升跨越。

　　四是人才培养成长的环境正在发生全新变化。今年7月份，教育部邀请我到天津大学给全国105所设有化工系的高等院校的领导，就行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和国家级一流化工专业建设交换意见，充分体现了教育部和高等院校对行业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我在座谈会上讲，从行业“十四五”发展规划中，从向强国跨越的主要标志中，我们行业发出了迫切需要四大类人才的急切呼唤。这四大类人才分别是：一是需要一大批既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提出问题，又善于解决问题的创新型人才；二是需要一大批具有战略思维、战略决策、战略管理的企业家人才；三是需要一大批具有基础知识扎实、专业技术突出、甘于埋头苦干的大国工匠人才；四是需要一大批既懂得现代信息技术，又有石油化工专业背景的跨界复合型人才。而且我还强调了，“我们行业在向强国跨越的进程中，已经为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创新人才，特别是上述四个方面的特殊人才，搭建了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舞台。”同时我还讲，从我们行业发展的需求看，当前人才供给有三大突出矛盾：一是供给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高端研发人员占比较少；二是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三是化工教育专业设置、课程内容、教学方式滞后于行业发展变化。最后我还对化工类国家级一流学科建设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拥有化工类国家一级专业的大学要努力建设成最好的研究型大学；二是化工类国家级一流专业要努力多培养勇于面向未来的创新型人才；三是化工类国家一流专业要积极参与国家宏观经济和行业发展的重大活动。在国家教育改革不断深化和行业发展不断跨越的形势下，我们行业发展的环境和人才培养成长一定会出现后继有人、人才辈出的喜人变化。

　　我们坚信，在今后10年或者更长一点儿的时间内，一个领先于世界的石油和化学工业强国，一个闪烁着几代石油化工人孜孜追求的梦想，一定会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中实现!

　　百年发展历程，百年发展丰碑，充分展示了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这支队伍的精神风貌、顽强作风和奋斗本色。实践告诉我们，这是一支坚持用实业报效祖国的队伍，是一支忠诚于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是一支“埋头苦干”“热心创造”的队伍，是一支勇于拼搏、敢打硬仗、敢为人先的队伍，更是一支能够预见未来，善于挑战未来，敢于创造未来的队伍！我们对这支具有红色基因、具有优良传统、具有远大志向的队伍，充满了骄傲、自豪和信心！

　　同志们，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百年发展历程既坎坷又伟大，既曲折又辉煌，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根本保证。没有中国共产党这个核心的坚强领导，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就不可能从一穷二白迅速发展为石油和化学工业大国，更不可能实现向世界石油和化学工业强国跨越的百年梦想、创造世界石油和化学工业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的生产力才能得到根本性解放，才能真正走上健康快速、高质量发展的轨道，才能为实现中国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宏伟目标作出新的更加伟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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